七夕情人节 单身的朋友先别抓神奇宝贝 Pokemon 了 快

前一天才庆祝完父亲节,今天又会在大街小巷里看到各种闪光啦!没错!就是要提醒你今天是「七夕」啦!七夕,

2020-06-14科技要性

361浏览

机会不均?结果不均?


机会不均?结果不均?

机会不均与结果不均

一听到「不均」一词,很多人都会用追求「机会均等」来思考问题。这词经常出现在政治演说、政党政纲、竞选活动的辞令当中。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口号,而且很有历史渊源。在其经典论文〈平等〉(Equality)中,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史学家理查‧陶尼(Richard Tawney)主张,所有人都应该「能平等的将他们拥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。」

近期的经济学文献延续美国经济学家约翰‧罗莫尔(John Roemer)的研究,将决定经济成果的因素分成非个人力量所能控制的「环境条件」(例如家庭背景),以及个人应该负责的「努力条件」。当环境条件不会影响最后结果时,便达成机会均等。如果有人努力读书、通过种种考试,之后进入医学院,那幺他们身为医师因而得到的较高薪资,至少有一部分(但不一定是全部)都可归功于努力。反之,如果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医学院是出于父母的影响力(比方说,校方偏好让校友的子女入学),那这便是机会不均。

机会均等这个概念很诱人,但难道这表示只要机会均等,就算结果不均也没关係吗?就我而言,这个问题的答案是「否」。要了解其中道理,我们要先检视「机会不均」与「结果不均」这两个概念的差异。机会不均基本上是一个「事前」概念(每一个人应该从相同的起跑点出发),但重分配活动的重点在于「事后」的结果。觉得结果不均不重要的人,认为担心事后的结果毫无道理,他们相信,当人生竞技场的游戏规则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之后,我们就不应该问结果是什幺。我认为这番论点是错的,理由有三。

其一,多数人都无法接受完全视而不见人生起点之后发生的事。很有可能一个人很努力但运气不好。假设有人落入贫穷线,在任何人道社会里,这样的人都应该要能获得协助。此外很多人也认为,当社会伸出援手时,根本不需要问为何这个人会落到这步田地。

因此,结果之所以重要,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忽略承受人生难熬困境的人,就算(事前性质的)机会确实均等亦然。

但结果的意义不止于此,而这也导引出应该重视结果不均的第二个理由:我们需要从机会当中区分出竞争特性与非竞争特性。后者确保所有人都有相同机会可实现各自的人生计画。若以运动来打比方,就像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拿到游泳课程结训的证书。反之,机会的竞争性质,指的是我们只有相同的机会参与竞赛(游泳比赛),但可以从比赛中得到的奖励并不相同。在这方面,通常的情况是(事后性质的)奖励不均等,因此才产生结果不均的问题。奖励分配差异极大,所以我们才要投注大量心力,务必确保赛局的公平性。奖励大致上是社会建构的。胜出的人能赢得的是代表荣誉的花环,还是白花花的300万美元(等同于201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奖金),取决于社经制度。

最后,必须考量结果不均的第三个理由是,这会直接影响机会的性质—下一代的机会。今天的事后结果,会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:今天由于结果不均而受惠的人,会将不公平的优势传给明日的下一代。现代人对于机会不均的担忧、对于社会流动受限的担忧,已经随着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愈来愈不均等而日渐升高。这是因为家庭背景会对结果造成什幺样的影响,取决于背景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有多高,以及家庭背景有多不平等。这个世代取得的不均结果,是下一代人可承袭的不公平优势源头。如果我们担心未来的机会是否均等,现在就要开始担心结果不均的问题。

忧心不均的理由:实用面与本质面

综上所言,降低结果的不均程度相当重要。同样的,几本深富影响力的着作,如乔瑟夫‧史迪格里兹(Joseph Stiglitz)的《不公平的代价》(The Price of Inequality)、凯特‧皮克特(Kate Pickett)与李察‧威金森(Richard Wilkinson)合撰的《精神层面》(The Spirit Level)也提出其他实用性理由,说明为何我们应该担心结果不均。

他们主张,我们应该降低结果不均的程度,因为这会对目前社会造成不良后果。政治学家发现,贫富不均和金钱二者与民主选举结果之间,存在双向关係,其特色便是「意识形态和财富不均之双人舞」(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)。

经济学家们则将不断恶化的经济表现归咎于贫富不均愈形严重。

然而,贫富不均会造成上述的负面冲击,但这并非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理由。我们也基于一些本质上的理由,相信目前的贫富不均非常严重。我们或可从一套大範围的公平正义理论来看这些理由。百年前就有经济学家针对这些议题撰文,他们自然而然会从利他主义来思考。他们用每一个人能得到的效用水準(utility level)来代表个人福祉,并主张严重不均会降低总效用,因为每多一单位所得(或者比较通用的说法是经济资源),能带来的额外福祉价值便会愈来愈低。

利他主义向来饱受批评,更别提仅关心个体效用加总之后的效果会引来哪些反应。还有,用印度经济学家阿玛帝亚‧沈恩(Amartya Sen)的话来说:「社会总效用完全没考虑到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情形,基于这一点,这种方法非常不适合用来衡量或判断不均。」

所以说,衡量不均时必须考量个体的分配权重(distributional weight),境况较差的人,权重要高一点。社会看待重分配的价值观里便蕴含着分配权重,这也是我们忧心贫富不均的本质性理由。

但如何决定权重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,我们从美国经济学家亚瑟‧奥肯(Arthur Okun)描述的「漏水水桶实验」(leaky bucket experiment)中可以看到这一点。他问道,如果道尔敦的移转所得里有一部分在移转途中不见了,那会怎幺样。奥肯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推演出,和被移转的人相比之下,获得移转收入的人权重应该高多少,所得移转的成本才等于效益。

比方说,假设收取者可以容忍移转后的所得不见一半,那幺与被移转者相较之下,我们就给收取者两倍的权重。给贫穷的移转所得接受者权重较高的人,比较重视重分配;他们愿意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。在最极端的情况下,会有人把全部的权重都放在处境最差的人身上,这样的立场通常和美国哲学家约翰‧罗尔斯(John Rawles)的《正义论》有关,但是他的理论不仅探讨这种极端情况而已。

偏向最弱势者的「罗尔斯主义」立场听来或许有些激进,却和某些政治人物的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处:有些人主张削减所得税以刺激经济活动,提高的税收可以用来提高最贫穷者所得,藉此做为减税的论据。这类主张彰显的是,罗尔斯主义的目标本质上并不是平等主义。因为替最弱势者谋最大福祉,很可能导致非常不公平的分配结果。在这方面,比罗尔斯更激进的是柏拉图,他明确表示,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应比最贫穷的成员富有4倍以上。从这种平等主义观点来看,不均的重点是贫富之间差多远,因此只要能缩短差距便是採取行动的理由,就算最贫穷的人全无所获也无所谓。

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在道德伦理学家之间,引发一场关于社会正义本质的论证,与不均这个议题最相关的,是罗尔斯在定义正义原则时使用的标準,是要看人民能否取得「基本财」(primary goods):「这指的是理性的人希望拥有,以利自己逐梦的基本工具。」如果用大分类来举例,那就是「权利与机会,以及权力、所得和财富。」沈恩主张,这样的论点远远超越利他主义,但并未考量「要把基本财转换为美梦成真时(人们要面对)各式各样的变数。」他提议,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基本财,而是「能力」,也就是用个人因为能力不同而能获得的机会来定义社会正义。

这套能力导向的定义和罗尔斯的架构有两处差异。其一,沈恩强调的,是在每一个人特定的环境下,哪些财富能为这个人带来好处,比方说,他就考量残障者的通勤费用或许就高于身强体健的人。这套方法不仅考量会达成什幺结果,也聚焦在机会的範畴上;沈恩认为,机会是个人自由的基本要项(也因此,沈恩有一本书的书名正是《经济发展与自由》〔Development as Freedom〕)。

从实务上来说,能力取向扩大了要检验的社经表现範畴,这也大大影响1990年由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赫布卜‧乌‧哈格(Mahbub ul Haq)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(Human Development Index);该指数针对各国发展程度排序,标準是教育与预期寿命,还有所得。

在目前的脉络之下,能力取向又把我们带回到从实用性的理由来考量经济资源的不均,但现在我们有的是一整套一贯的公义原则。在这套架构之下,收入只是其中一个面向,收入差异则要放在有差异的环境以及基本的机会下诠释。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架构,每个人能取得的经济资源差异仍是造成不公义的主要来源。

摘自《扭转贫富不均》

Photo:Michael Coghlan, CC Licensed.

相关文章